如果某物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即使是第三人所有物，也应当加以没收。
然而实际上，基于其独特性，仍存在诸多需要进一步探讨的问题。⑫ 参见《关于做好个人信息保护利用大数据支撑联防联控工作的通知》（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2020年2月4日发布）。
图1 自动化行政瑕疵指令救济的传统行政法学基础 1.数据来源瑕疵：由于数据是作为基础性的数据搜集和分析依据，一般来说不会直接构成某个决定，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它类似于一种行政程序。这是形式意义上的差别，而从实质比较来看，自动化行政指令易出现瑕疵，至少有如下两个方面： 1.缩减裁量：自动化行政缩减了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裁量空间。原告主动到被告处接受异地违法信息处理，且对《处罚决定书》标明的如是异地交通违法，无异议后签名确认等内容未表示异议，原告在被处罚人签名处签署姓名并主动履行罚款缴纳义务，这是对自己权利的处分行为，应当视为对违法事实没有异议。这个复杂的微指令目录可以针对行为的小实例应用于更大的行为动作网络，实现更广泛的目标[5]43。例如，在田志鹏诉陕西省西安市公安局站前分局行政处罚纠纷案中，西安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设立了道路交通违法自助缴纳系统。
自动化行政缩减了公务人员的裁量空间，将规则以电子化形式确定，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行政主体更为理性地处理案件，但也正因为其非常固定和机械化，导致行政指令过于依赖数据反受其制约，从而滋生由数据错误所导致的诸多问题。当然，数据来源的瑕疵情形有很多种，如自己填写信息错误则应属于归由自己的原因，需要有充分的理由说明才能予以更正。[31]See Sotirios A. Barber James E. Fleming, Constitutional Interpretation: The Basic Question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 p.117—121. [32]纵然有论者秉持《立法法》第13条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通过立法的形式对《宪法》第62条第16项和第67条第22项的具体化这一观点，但是其忽视了超越《立法法》第13条框架的两类授权决定形态。
在第一项授权决定即《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的决定》中，授权者毫无疑异地认为其作出授权决定的规范依据是宪法中关于国务院职权的兜底规定，[20]但仅仅停留于此，而没有追问人大授权自身的权源。我们不能机械式地理解宪法条文，基于全国人大常委会系全国人大常设机关的规范意涵，其常委会的兜底职权条款可作为默示授权理解。因此，结合全国和地方多年实践所发掘的最佳个案经验，通过实践再塑规范——对现有授权改革试点规范进行修订，[72]成为势在必行的行动方向。这些约束立法者的规范，就构成了法律所具有的内在道德，其构成了最低限度的自我约束，例如法律的一般性、法律适用于将来、法律内部的一致性、法律的现实可能性、法律的稳定性等。
注释: [1]2011年3月10日在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中，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的正式宣示。[44]参见吴庚：《宪法的解释与适用》，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59页。
在授权改革试点的语境中，就是要深入到改革试点的本质特征去审议并作出正确决策。立足于此，随后将诉诸中国成文宪法的权力结构，通过体系化、融贯的思考重新寻定改革试点授权者的规范基础，描画其宪法权力属性。可以设想，如果《立法法》中规定地方人大普遍地享有授权暂时调整或停止适用地方性法规，将可能导致地方人大通过这一机制悬置国家立法的巨大风险，国家立法者自然不愿看到这样的结果。[42]因此，应当立足议事实践，通过不断完善人大议事规则体系，增进人大审议的科学性和理性化程度，从这类细节之处完善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
不过，现代单一制未必是中央集权的代名词，和联邦制通过宪法保障地方自治一样，它完全可以通过立法保障相同程度的地方自主权。以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试点为例，该项制度是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的轻微刑事案件（依法可能判处一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的案件或单处罚金的案件）设计的诉讼程序。文章来源：《南大法学》2021年第3期。[50]参见曹建明：《对〈关于授权最高人民检察院在部分地区开展公益诉讼改革试点工作的决定（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报》（2015年第4号）。
授权改革试点的必要性评估，实质上就涉及对改革发展需要的论证。[41]人大决定启动授权某项改革试点，属于改革试点这类政策的制定，主要在于解决政治上是否改革、是否试点的这类争议性问题。
[11]参见李建国：《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修正案（草案）〉的说明》，载《全国人大常委会公报》（2015年第2号）。面对相互竞争、冲突的利益，立法者必须进行择优选择。
有一点需作出说明：本文没有将专门针对延长试点期限、推开试点的8项决定纳入上述授权决定的统计之中。该学说阐述中括号内的内容为引者所注。[33]该论主要从法条主义的方法认为地方人大作出此类授权属于自我扩权，没有上位法依据，同时也有悖于法的普遍性、平等性、权威性等价值。[27]参见刘松山：《论自贸区不具有独立的法治意义及几个相关法律问题》，载《政治与法律》2014年第2期，第9页。最后，经过授权明确性原则、比例原则逐层深入的遴选，最终选定最佳授权方案。2018年《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实施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中调整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有关规定期限的决定》、2017年《关于延长授权国务院在北京市大兴区等二百三十二个试点县（市、区）、天津市蓟州区等五十九个试点县（市、区）行政区域分别暂时调整实施有关法律规定期限的决定》、2017年《关于延长人民陪审员制度改革试点期限的决定》、2015年《关于授权国务院在广东省暂时调整部分法律规定的行政审批试行期届满后有关问题的决定》。
另外，如果人大将改革试点具体办法授权某责任机关牵头研究制定，[71]则该类责任机关在拟定具体办法时也要遵循比例原则。虽然实践中较多授权决定规定了中期报告或最终报告，并对试点效果评估有所规定，但当前它们并不是试点责任主体的法定义务，因而随意性较大。
具体而言，制定或修订的地方性法规制定条例、地方立法条例、自由贸易试验区条例等39部地方性法规规定了地方人大授权改革试点条款，其中包括16部省级地方性法规[15]、22部设区的市级地方性法规[16]、1部经济特区法规[17]。而在宪法层次，授权法律、地方性法规改革试点的事项，当然不能染指宪法保留的范围。
其实，作为宪法政府目标的比例原则不意味着司法审查是获得符合比例决定的最佳途径。由于中央权力体制与一般行政区划的地方权力结构具有实质同构性，下面我主要以全国人大为例展开阐述。
八二宪法是一部旨在确认和巩固改革成果，维护改革所需秩序的改革宪法。[29]正如前文力图确立的命题——我们是宪法至上的人民代表大会制，对于人大职权的宪法解释不应当背离职权宪定原则，而类推适用（同目的论扩张解释相似）恰恰与该原则存在不可调和的冲突，此与刑法中基于罪刑法定原则而禁止类推系同一法理。[28]这种观点近似基于调和改革与法治之紧张关系的需要而为的目的论扩张解释，即突破修改的惯常字义而从事宪法续造。（14）2020年《关于授权国务院在中国（海南）自由贸易试验区暂时调整适用有关法律规定的决定》。
该论存在的问题恰恰在此，全国人大职权条款不是自由行为的领域，而是受到宪法规范的根本性限定，因此，对于遵循法无授权即禁止的职权条款之理解不应适用举重以明轻的推论。参见蒋红珍：《论比例原则：政府规制工具选择的司法评价》，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第210—333页。
人民代表大会属于民选机构，是民意聚集和整合的公共机构，具有直接、天然的民主正当性。以上属于择其要者的反驳，实际上可从优良政体的视域做更体系化的反思。
深入到人大在中国的权力结构看，由于中国政权组织原则为民主集中制，其他国家机关由人大产生，对其负责，受其监督。[21]从如上实例足以看到授权实践背后人大全权的倾向。
[39]根据《立法法》及人大议事规则的相关规定，经过梳理甄别，授权改革试点决定不属于法律、地方性法规，以全国人大授权决定为例予以详细分析，两者的差异可归结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在组织方面，法律与授权决定表面上均是由全国人大或其常委会审议通过，但整个过程中参与的组织与人员却存在较大差别。或许，这正是《立法法》采取一种折中立法策略的原因。随着长足发展，现代公法已经超越了简单规训公权力的职权法定原则，而是蕴含了公权力运行的合法性、最佳性这两个考量基点。基于法律和授权决定在组织程序方面的差别，我们可以将民主价值的实现程序作出二分，法律的审议程序体现为一种厚的民主观，而授权决定则展现为一种薄的民主观。
[65]需要注意的是，比例原则起源于德国公法上以个案为前提的公权力行为的事后审查。然而，考虑到宪制改革的特殊性及重大意义，将其单列为一类也并无不妥。
[66]综上，比例原则能够成为评价、遴选最佳改革试点授权方案的实体标准。与此同时，实践中的修法需要也为改革发展需要注入新的内容——在修法前为实践做法赋予合法性，而不是关注是否需要改革试点。
为此，2015年《立法法》增设第 13 条，即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可以根据改革发展的需要，决定就行政管理等领域的特定事项授权在一定期限内在部分地方暂时调整或者暂时停止适用法律的部分规定。在授权地方性法规改革试点制度运作中存在一种错误的实践逻辑，即谁制定或批准，谁授权，该逻辑实质上是将授权者与制定者完全等同。